最近关于薄瓜瓜的转载貌似有一些多,没有其他的意思,只是看到了,觉得有必要分享。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仅此而已,只此而已。很多东西,我不好说,也不多说。
写给薄瓜瓜 乔冠华继女洪晃回忆:大人打喷嚏 孩子就感冒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已经很久不想这件事情了。就是跟别人说起来,我也感觉似乎在说书,讲的事情都发生在别人身上。但是,我很清楚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课。
近日时事令人眼花缭乱,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。1976年10月,乔冠华最后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,回北京前,他叫我去他房间,只说了一句话:“我和你妈妈可能会有点问题。我给你打个预防针,你得有点思想准备。”
我大概知道他们政治上出事了,但是我当时15岁,又在美国待了三年,对国内的政治已经非常生疏。我不知道如果他们出事,我会怎么样?更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准备。我只是感觉一个巨大的、无形的榔头在我脑袋上面,随时可以掉下来把我砸死。
几周后,我住的那家美国人家的父亲Tony给我看了《纽约时报》上面的文章,说乔冠华已经被免职。
“这对你意味着什么?”他问我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只能这么说。
过了几个月,联合国中国代表团打电话过来,说要接所有孩子回代表团“学习”。
“不是每两周回去学习吗?”Tony 问我,“为什么周四把你们叫回去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还是只有这么一个回答。
Tony不能接受这些,他比我想得更多,他直接给中国代表团打电话,要求跟我们的主管讲话。我只是呆呆地看着他打电话,知道我的生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。Tony 挂了电话以后告诉我,代表团说在美国学习的所有小孩都要被送回中国,应该不只我一个。但是,Tony 还是请了假,周四下午陪我一起去见了代表团。我记得当我的主管告诉他,我过几天就要回国了,Tony怒了,他拍桌子说:“你们以为我们是什么?你们以为这些孩子是什么?说来就来,说走就走,晃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。她不能说走就走。”这时候我的主管走出房间,叫我去劝Tony。
“你愿意留下来吗?”Tony特别小声地问我。
“留在哪里?”我问。其实我心里清楚他在说什么。
“留在美国,我能养你。”Tony更小声地说。
“不要。我回去。”我很坚决地说。
“为什么?你知道你回去他们会怎么处理你吗?”
“不知道。但是我不回去,我妈妈会很麻烦。”我当时只觉得我不能“叛国”。如果乔冠华和章含之除了是“四人帮爪牙”还有个“叛国”的后代,就再也什么都说不清楚了。
之后,在代表团的陪同下,我最后一次回到Tony家,收拾东西,和全家人说再见。
和我一起留学的三个小同学和我一样半途退学,上了同一班飞机经巴黎回北京。
回到史家胡同,我住在车库旁边的小房间。我当时觉得我的待遇比“文革”时我见过的“黑五类”子女要好多了。我见过一次妈妈,她被关在外交部大楼的一个阁子间里面,那时候不叫“双规”,叫隔离审查。也见过一次乔冠华,他还在史家胡同后院住,但是有一个12人组成的工作组看着他。乔冠华看见我的时候只是拍了拍我的脑袋,什么话都没说。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天过了不久,他把眼镜砸了,企图用碎镜片割自己的手腕自杀。
下一次再看到乔冠华和我妈妈,是在工体外交部的“乔章批斗会”上,他们给我留了很好的位子,保证我都能看得清楚。批斗会是在下午,晚上有马戏演出,狗熊走的圆型木头台已经搭好了。我看见乔冠华和妈妈像狗熊一样被带进场,全场立刻高呼口号:“打倒四人帮爪牙乔冠华!打倒章含之!”我的老师嘴角带着一丝微笑地盯着我。我傻了,我对眼前发生的事情,就是再打一百次预防针,我也不会对这个场面有合适的思想准备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已经很久不想这件事情了。就是跟别人说起来,我也感觉似乎在说书,讲的事情都发生在别人身上。我已经没感觉了。但是,我很清楚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课,它塑造了我的性格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上周,我不由想起薄瓜瓜。他爸爸会给他打预防针吗?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?他身边的美国人会劝他留在美国吗?他会留下吗?那些势利眼的美国大学还会继续给他全额奖学金吗?
至少,不会有批斗大会了。这也算进步吧